我的故事

一切始于善意。我母亲病了很长一段时间，许多基督徒来探望她。新教徒比较积极地想让她入教，天主教徒则没有这么做，她注意到了这个差别。她也注意到，他们的付出并不求回报。在那之前，我们全家没有任何宗教信仰——我们是那种「顺其自然」的无神论者，从来不是刻意选择的——而她的病，以及随之而来的善意，打开了一道我们谁都没在寻找的门。我们全家一起皈依了天主教。

即便如此，我内心一直有一种还没找到归属的灵性渴望。我一直确信外面有一位神，于是我到处寻找答案——道教、佛教、基督教，能找到的我都试过。天主教只是第一个让我真正认真投入的信仰。

母亲把我送进一所天主教女子中学——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学校，连校服都是修女设计的。我全心投入：参加弥撒，在学校规定的早祷之外自己额外祷告，也常常独自静默冥想。我很用功。而我越是深入，越有一件事困扰着我：我们的宗教课老师，显然对《旧约》的了解和投入都远不及《新约》——尽管弥撒本身每周都会同时诵读新旧两部经文，这个习惯我后来才知道，其实是沿袭自犹太教每周诵读律法的传统。我们读了「旧」的部分，却从来没有真正学懂它。

于是我开始自己研读。我越深入，越发现《新约》里最精彩的内容，其实都是取自《旧约》——而这条线索指向的，不只是「古老」，而是具体地、确切地，犹太的。

那年复活节前后，我已经和几位朋友、一位老师，在学校办了一场逾越节晚餐（Seder，⁧סדר⁩）。我们向香港的犹太社区中心（JCC）订了符合犹太洁食规范的食物——事实证明，一所有着一小群虔诚天主教少女的女校，正是能让这种事发生的地方。我会弹钢琴，于是学了逾越节歌曲 Dayenu（意为「足矣」），在晚餐桌上弹奏。我当时还不知道，但希伯来语已经在我口中，犹太传统已经在我手中。

接下来是大学——我在香港大学读法律，全港最顶尖的法律课程之一，也是我做过最累人的事情之一。那里有很好的人，但也有一种冷硬的功利主义贯穿其中，两者之间的落差一点都不隐晦。我渐渐意识到，我缺的不是天赋或机会，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善意——以及一个能让我感到归属的地方。

归属感这件事，我在香港本地的同侪中找不到，在外派人士的圈子里也找不到——那是一个企业导向、酒喝得很拼、对任何非利益交换的东西都过敏的圈子。于是我用我唯一知道的方法去寻找：学语言。土耳其语、义大利语，任何可能带我走到某个地方的东西。

结果这条路把我带到了两位来自希伯来大学、交换到香港的以色列法律系学生身边——她们住在我宿舍楼上一层（楼层是按性别分开的）。我们是在一场万圣节刻南瓜派对上认识的，说真的，几乎没说上几句话，却还是交换了联络方式。没过多久，我因为腹部不明原因的炎症住院，她们来看我。

这听起来应该不是什么大事，但在香港，这就是大事。这里的人挤在一起生活，却还是能活得毫无社区感——至少对圈子以外的人是这样。而这两个我只认识了一周半的人，还是来了，带着 M&M's，还有超市里凑巧符合洁食规范的东西——在香港，那基本上只剩水果、蔬菜和鱼，可见她们是真的下了功夫去找。我当时的感动，远超过我表现出来的样子，出院后我一直维持着这段友谊。

之后我每隔几个月就会再次住院。而每一次，这段友谊都更深了一点——不是因为她们说了什么关于犹太教的话，而是因为她们待人的方式：直接、不设防，正是我一直期盼别人能有的样子。我越了解她们，就越想知道她们从何而来的传统。伊斯兰教、佛教、道教，还有大量的基督教，我都已经研读过了。犹太教是唯一一个，我从来没有真正听过「身在其中的人」亲口解释的传统。

真正让我心中出现裂缝的，是一件很简单的事，而且不需要一个特定的「凶手」或某个单一时刻才算数：犹太教守第七日——安息日（Shabbat，⁧שבת⁩），神歇息的那一日——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一天。基督教后来渐渐定在星期日，比第七日晚一天。几个世纪之后，伊斯兰教定在星期五，比第七日早一天。两个后起的传统，源头相同，却都落在第七日的「旁边」，而不是第七日本身。

真正留在我心里的，是这个模式本身——不是谁在什么时候移动了什么的理论，而是这个简单的事实。如果一件事重要到足以被称为一种宗教，我会期待它在这整件事所依据的那一天上，世世代代都认真对待。结果两次都刚好差了一天，这在我看来，与其说是信念，更像是一种方便。发现这一点，不只是让我的信仰出现裂痕，而是开始把信仰的根拔了出来。一旦开始拔，更多东西就跟着松动了：我后来发现，许多被归于耶稣的话语，其实直接出自塔木德（Talmud，⁧תלמוד⁩）——这让「相信他是神的亲生儿子」这件事，建立在部分借来的材料之上，感觉不太像信仰，更像是一个被讲错了的故事。

我生病的次数多到病床上的无聊本身都成了一种老师。我记得自己在病床上学希伯来语，纯粹是因为没有别的事可做。我也记得，有一位以色列朋友寄给我一首歌——由欧梅尔·亚当（Omer Adam）演唱的《Modeh Ani（「我感谢」，⁧מודה אני⁩）》——那首歌传进我耳里的时刻，几乎正好是我祖母离世的那一刻。Modeh Ani 是犹太人每天早晨睡醒后第一句要说的祷词。我是在失去她的同时，学会了这句祷词。

这件事打击我的程度，远超过它「理论上」应该有的程度。我同时生着病、感到恐惧、又在哀伤——而这份哀伤本身也很复杂：我祖母一生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，她人生中最大的喜悦之一，就是去耶路撒冷朝圣。她以前总会拿出带回来的东西给我看，一边讲当年的故事。现在她走了，而我躺在病床上，问自己一个当时还说不出口的问题：我的耶路撒冷，究竟在哪里？我的信仰，究竟是什么？

后来我父母让我开始喝中药调理——味道很难喝，但确实有效。照理说我应该又要住院的那一次，我没有住院。我当时在以色列，在我的毕业旅行途中，身体状况比这几年来都要好。

我去了西墙（Kotel，⁧כותל⁩）。站在那里的时候，我感受到一种我这一生从未有过的感觉：我感觉自己回到家了。

这本该是说不通的。我在香港出生长大，而这里是中东——干燥、政治上令人疲惫，完全没有家乡那种一间餐厅接着一间餐厅的美食密度。我从来不曾在意过这个地区的政治。然而，站在这个充满争议、生活艰难的国家里的一道墙前，我内心某个地方却安定了下来。

当时我名义上还是天主教徒。我尽责地在教堂拍照，为了给家人看。但我心里再也没有想对我从小信奉的那位神祷告的冲动——完全没有——而当我试着逼自己想要时，我就是做不到。这种「做不到」，比任何事情都更清楚地告诉我：我的灵魂早已做了一个决定，而我的意识还没跟上。离开以色列的时候，这已经不再只是一种感觉，而是一个事实：我必须成为犹太人。没有别的选择。

我在西墙前哭了，拼命希望有某种方法能让这件事成真。但我当时完全不知道那个方法是什么。香港的犹太社群并不算公开——出于安全考量，也因为这是一个本来就不主动招募信徒的宗教。

回到香港后，光是要进入一间犹太会堂，就得通过安检，并回答一些显然是用来筛出外人的问题。而我真正找到的入口，竟是一位在火车上遇到的陌生人——一位来自基利亚特塞弗（Kiryat Sefer）的犹太人，在香港做数码产品生意。他提到自己曾经去过一间现在已经不存在的哈雷迪（Haredi）会堂（shul）。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走进一间哈雷迪会堂——对一个希望归信的人来说，我当时觉得自己「还不够格」，尤其考虑到我根本不知道有任何正式的归信课程存在。

我和他聊了起来，后来又认识了他的朋友——一位很有音乐才华的年轻犹太男子，常常帮忙凑足那间小会堂、名叫「Shuva Israel」的祈祷法定人数。这间会堂真正的资产，是一位名叫哈纳内尔（Hananel）的拉比，他让整个社群凝聚在一起。这个社群接纳我的耐心，远超过我当时可能值得的程度——毕竟我就这样毫无预警地出现了。过程并不总是轻松：在一间本来女性信众就不多的会堂里，一个单身女性的存在，确实让一些人感到不自在，有时候连我自己也是。但哈纳内尔拉比依然为我敞开了那道门，教我的那些东西，至今仍会在我完全没有预期的时候浮现脑海——比如说，马哈拉尔——那是他真正精通的学问。

后来他把我介绍给犹太会堂「Ohel Leah」——这是现代正统派的会堂，也是香港犹太社群的创始会堂——以及它的拉比，奥瑟拉比。一开始，他并不特别想接下另一个归信案例：香港见过太多跨宗教通婚，也见过太多归信后没有继续虔诚生活的人，让人不禁要问「这有什么意义」，这其实不无道理。他当时几乎不认识我——我们只短暂见过一次面，心里其实还没有把握。但他足够信任哈纳内尔拉比的话，还是为我安排了一场会面——与芝加哥的拉比法庭（Beit Din，⁧בית דין⁩），也就是 cRc，芝加哥拉比委员会，在正统派的世界里，这几乎是归信审核最受敬重的权威机构之一。

在那第一次会面中，有人问了我一个贯穿书面妥拉、口传妥拉与律法三者的细致问题——那种只有真正跟这三者都较量过，答案才连得起来的问题。我的回答几乎完全来自艰苦的自学，背后没有任何正式课程，而在旁聆听的奥瑟拉比，竟脱口说出一句「wow」。拉比法庭并没有就此停下——他们又抛出一个更细致、更难的问题，那种通常不会在候选人第一次面谈时就出现的问题，显然是在测试我的知识到底能撑到哪里。

我当时并不是在寻求谁的肯定。但在经历了好几个月，几乎被另一位拉比看不起之后——那位拉比最终提出了一些根本与宗教无关的条件，要求以劳力作为人情回报，还要求某种社交上的独占性，才愿意开始一段归信——那场会面带来的，是一种我完全没有预期到的释怀感。事后看来，拒绝任何闻起来完全不对的东西，其实不会让你失去什么，只要继续做对的事，尽力而为，并且相信神会派祂公义的使者来帮助你。

学得越多，背负的重量不是变轻，而是变重。我仍然和父母同住——在香港，这是结婚前的常态，除非工作性质特殊或经济条件允许另住。而我们家的公寓小到根本没办法悄悄地守洁食规范。对自己的父母说「我不能再吃你们做的东西了」，第一次说出口时，绝对说得不漂亮。我慢慢学会——一开始学得很不好——如何在那些我爱、也同样深爱着我的人面前守住自己的界线——他们只是还不理解而已；接着，又要学会如何对那些手里握有权力、却没有义务在乎我的人，做同样的事，比如我的上司。

当时我的上司是天主教徒，我以前还会跟他一起上教堂。他在安息日和节期的事情上给我出了不少难题——不是刻意刁难，而是很直接地问我，到底要怎么做才不会让事务所付出代价。这逼着我必须真正弄清楚自己的底线在哪里，而不是等事到临头才现场摸索。我后来不再跟同事一起外食，改成吃水果、喝茶。事实证明，被逼到墙角，正是学会自己解决问题、而不是等别人替你解决的方式——而在我这样优渥环境中长大的人身上，这恰恰是一项我以前从来不需要的技能。

早晨，对我来说是另一种谦卑的功课。我翻开祈祷书（siddur，⁧סדור⁩），看着几乎读不出声音的希伯来文——一个字一个字地拼出「Baruch Atah Hashem」——而当我终于念完早晨的祝祷时，周围的人早就已经念完、进入下一个环节了。我记得自己为此哭过，是真的觉得被打倒了，因为每个人都是从小就跟这个语言一起长大，而我却是从零开始。

让我撑过那段时间的，是哈纳内尔拉比曾经说过的一句话，一直留在我心里：他说他很羡慕我们——皈依者和回转者——因为从零开始学希伯来语，会逼着你真正去看清每一个字。而一个生在其中的人，他说，祈祷时只是凭本能进行，甚至不会再注意到那些字词的存在。我们没有那种「与生俱来」的方便，但也因此没有那种视而不见的盲点——我们拥有的，是一种更辛苦挣得、也更个人的、对每一个字的掌握，这种掌握一旦属于你，就永远属于你。它可能会在你熟悉之后，退到意识的背景里；但它永远都在那里，等你随时回去找它，一辈子都是。

于是我全力投入。Guy Sharett 主持的 Podcast 节目《Streetwise Hebrew》，我反复听。在巴士上、渡轮上、午餐时间，不停地做笔记。学唱歌。还有在会堂里真正和以色列人对话——这件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让我暗自感到沮丧，因为我几乎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——直到归信快要完成的时候，我终于能听懂了一些：简单的闲聊、自我介绍、问对方今天过得怎样。只要不是在学妥拉，我就在学希伯来语；只要不是在学希伯来语，我就在学妥拉——全都挤在一份要求很高、但幸好不是并购案（M&A）那种强度的企业工作之间。

到最后，我的社群真正把我接纳进来了——和哈纳内尔拉比一家人一起过安息日，这种温情，我觉得大部分人根本不知道一个归信者有多么需要它。很多人会对你说「真不简单」，却从来不会真的在自己的餐桌上为你留一个位置——而这两者之间的差别，其实意义重大。有一个古老的故事，讲的是提幔拿，她想要归信，却被亚伯拉罕和撒拉拒绝——而故事说，正是这种疏离感，把她推向了她自以为还能留在犹太教边缘的某条路，而这条路最终造就了亚玛力。这就是拒绝会造成的后果。相反地，善意能带来的影响，远比我们想像的更深远。

我在芝加哥待了一周，完成了整个归信过程——而我差点找不到地方住：拉比法庭附近的社区，根本不是为外来访客准备的。后来是 Shabbat.org 帮我找到了加芬克尔一家，他们自己家里没有空房，却帮我在邻居迈尔斯家找到了住处——陌生人收留陌生人，完全没有多问。我是在 cRc 完成了整个归信程序，而他们处理整件事的细心与专业，是我后来才学会不该视为理所当然的事——不是每个拉比法庭，都能这么谨慎地对待手中的这种权力。我觉得自己很幸运，能由世界上一些最好的人，陪我走完这一段路。

回到香港后，我完成了实习合约，空闲的那几个月里，我教孩子们学妥拉，也在 Ohel Leah 会堂带导览团。有一次，导览团竟然来了一群基督徒传教士——而带队的人，难以置信地，正是我以前见过一次的那位女士，当时她正在向不信教的以色列人发放礼物作为外展活动的一部分。那时她还不知道我是犹太人。这次她认出我了，显然大为震惊。

在圣柜（Aron Kodesh，⁧ארון קודש⁩）前，当我指出一些已经退役、不再合格使用的妥拉经卷时，她开始说起一段话，听起来像是客观观察，实际上却接近恶言——说我们很守旧，只会读经卷，从不在会堂以外的地方学习。我当场就反驳了她：我在巴士上学习；人们在家里跟孩子一起学习；有正职工作的人也会抽时间在办公室学习。她说的完全不是事实。她还引用了《Yeshayahu》（以赛亚书）接近结尾处的一段经文，讲的是狮子与羊，她把这段解读成耶稣与犹太人之间的对立，而事实上，那段经文讲的是神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。

她用广东话，站在别人的敬拜场所里，说出这一切——而事情就这么凑巧，我可能是那整团里唯一一个，每一句话都听得懂的人，因为这个社群里大多数人根本不会说广东话。也就是说，她刚刚在别人的会堂里，当着主人的面，说了关于他们的不实之言，还自信满满地以为没人会知道。不过说到底：会堂其实并不是犹太生活真正的中心。从来都不是。家，才是中心。

就在那次导览之后，我得去香港高等法院申请特例——这座城市所有律师的授证典礼都办在安息日，而我的典礼需要改期。我走进去，做好了要从头解释一切的心理准备。那位书记官擡起头，问我是不是那个带会堂导览的人。她说，她当时就在那个导览团里，这件事在她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她甚至说了类似「这种事你编都编不出来」的话。结果，我原本准备好的那场硬仗完全没有发生——她直接帮我把整个特例申请都办妥了，我拿到了律师证书，日期还刚好不是安息日——顺利到近乎荒谬，顺利到让人起疑。

成为律师后的第三天，我就离开香港，前往以色列的一所女子妥拉学院——由一位我一辈子都会感激的匿名人士资助。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之一——那里的气氛确实算得上中间路线，即便是在一个涵盖了真正多元光谱的正统派世界里：老师们邀请我们一起过安息日，任何问题都愿意回答，也从来不曾试图把谁变成哈西德式的样子，或强行推销某一种特定的风格。在那里，你可以选择自己的宗教观，没有人会替你做这个决定。

接着，就是移民以色列。在耶路撒冷，我一开始从语言学校的 bet 班开始上课，没几周就发现太基础了，于是跳到 gimmel 班，最后在 dalet 班毕业。同一段时间，我也在偷偷学法语，心里半认真地希望自己最后能嫁给一个法国人——我喜欢法国文化的程度胜过美国文化，而身边几乎所有被介绍给我认识的对象都是美国人，所以我想试着扭转一下机率。

结果没成功。我嫁的是一位在以色列出生长大、说流利希伯来语和英语的以色列人——而我们走到一起的过程中，有着荒谬到可笑的大量误解，那种只有在你真正走过之后，才会觉得好笑的误解。我相信，一切都是命中注定；神会出于祂自己的理由，在特定的时间，把特定的人放进你的人生路上，而这一切最终都会成就某种你当下未必看得见的好事。他是摩洛哥人，我是中国人。我们因为文化差异碰撞过无数次，也因此学到了远超我们预期的东西——关于如何真正经营一段关系，是妥拉意义上的经营，而不只是凭我们自己的本能。

回头看，这条路上的几乎每一个阶段，都有人对我说了「好」：留意到善意的母亲、有问必答的老师、在芝加哥收留一个陌生人的陌生人、记得我的书记官、不求我道谢就资助我到以色列求学的人。这些大多不是我赚来的。我只是被邀请去持续发问、持续学习、持续前行，而每当我这样做，就有另一道门打开。

归信不是一个决定，而是成千上万个小决定。就我的经验，最重要的步骤都很小：学会一个祝福、找到一位老师、答应一次安息日的邀请、问一个诚实的问题。如果这个故事中有什么触动了你，这个星期就踏出其中一步。你不需要先把一切都想清楚。

我希望这个故事，对你来说有些意义——最好是能启发你，但至少，希望它能让你思考，就像我当年日日夜夜认真思考过的那样——在决定归信的每一个阶段，也在后来每一年，努力补上我从小没能拥有的那一整辈子犹太知识。而对于我从小拥有的其他一切，我是真心感激的。我始终认为，皈依者和回转者，正是为了这件事而生的：把妥拉带进一个彻头彻尾物质化、复杂的世界，而不回避其中任何一面。这不是「来得比较晚」的一种安慰奖。这就是我们的任务。

如果你想听另一位归信者的完整故事，请问一位朋友，并给他时间。那是一场很长的对话，被一个真心想认识他的人问起，是一份礼物。如果你想和其他人一起学习，请加入 Takash 的 WhatsApp 群组（连结在首页），并找 Chaya Kong。欢迎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