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故事

一切始於善意。我母親病了很長一段時間，許多基督徒來探望她。新教徒比較積極地想讓她入教，天主教徒則沒有這麼做，她注意到了這個差別。她也注意到，他們的付出並不求回報。在那之前，我們全家沒有任何宗教信仰——我們是那種「順其自然」的無神論者，從來不是刻意選擇的——而她的病，以及隨之而來的善意，打開了一道我們誰都沒在尋找的門。我們全家一起皈依了天主教。

即便如此，我內心一直有一種還沒找到歸屬的靈性渴望。我一直確信外面有一位神，於是我到處尋找答案——道教、佛教、基督教，能找到的我都試過。天主教只是第一個讓我真正認真投入的信仰。

母親把我送進一所天主教女子中學——真正意義上的宗教學校，連校服都是修女設計的。我全心投入：參加彌撒，在學校規定的早禱之外自己額外禱告，也常常獨自靜默冥想。我很用功。而我越是深入，越有一件事困擾著我：我們的宗教課老師，顯然對《舊約》的了解和投入都遠不及《新約》——儘管彌撒本身每週都會同時誦讀新舊兩部經文，這個習慣我後來才知道，其實是沿襲自猶太教每週誦讀律法的傳統。我們讀了「舊」的部分，卻從來沒有真正學懂它。

於是我開始自己研讀。我越深入，越發現《新約》裡最精彩的內容，其實都是取自《舊約》——而這條線索指向的，不只是「古老」，而是具體地、確切地，猶太的。

那年復活節前後，我已經和幾位朋友、一位老師，在學校辦了一場逾越節晚餐（Seder，⁧סדר⁩）。我們向香港的猶太社區中心（JCC）訂了符合猶太潔食規範的食物——事實證明，一所有著一小群虔誠天主教少女的女校，正是能讓這種事發生的地方。我會彈鋼琴，於是學了逾越節歌曲 Dayenu（意為「足矣」），在晚餐桌上彈奏。我當時還不知道，但希伯來語已經在我口中，猶太傳統已經在我手中。

接下來是大學——我在香港大學讀法律，全港最頂尖的法律課程之一，也是我做過最累人的事情之一。那裡有很好的人，但也有一種冷硬的功利主義貫穿其中，兩者之間的落差一點都不隱晦。我漸漸意識到，我缺的不是天賦或機會，而是人與人之間的善意——以及一個能讓我感到歸屬的地方。

歸屬感這件事，我在香港本地的同儕中找不到，在外派人士的圈子裡也找不到——那是一個企業導向、酒喝得很拼、對任何非利益交換的東西都過敏的圈子。於是我用我唯一知道的方法去尋找：學語言。土耳其語、義大利語，任何可能帶我走到某個地方的東西。

結果這條路把我帶到了兩位來自希伯來大學、交換到香港的以色列法律系學生身邊——她們住在我宿舍樓上一層（樓層是按性別分開的）。我們是在一場萬聖節刻南瓜派對上認識的，說真的，幾乎沒說上幾句話，卻還是交換了聯絡方式。沒過多久，我因為腹部不明原因的炎症住院，她們來看我。

這聽起來應該不是什麼大事，但在香港，這就是大事。這裡的人擠在一起生活，卻還是能活得毫無社區感——至少對圈子以外的人是這樣。而這兩個我只認識了一週半的人，還是來了，帶著 M&M's，還有超市裡湊巧符合潔食規範的東西——在香港，那基本上只剩水果、蔬菜和魚，可見她們是真的下了功夫去找。我當時的感動，遠超過我表現出來的樣子，出院後我一直維持著這段友誼。

之後我每隔幾個月就會再次住院。而每一次，這段友誼都更深了一點——不是因為她們說了什麼關於猶太教的話，而是因為她們待人的方式：直接、不設防，正是我一直期盼別人能有的樣子。我越了解她們，就越想知道她們從何而來的傳統。伊斯蘭教、佛教、道教，還有大量的基督教，我都已經研讀過了。猶太教是唯一一個，我從來沒有真正聽過「身在其中的人」親口解釋的傳統。

真正讓我心中出現裂縫的，是一件很簡單的事，而且不需要一個特定的「兇手」或某個單一時刻才算數：猶太教守第七日——安息日（Shabbat，⁧שבת⁩），神歇息的那一日——從來沒有離開過這一天。基督教後來漸漸定在星期日，比第七日晚一天。幾個世紀之後，伊斯蘭教定在星期五，比第七日早一天。兩個後起的傳統，源頭相同，卻都落在第七日的「旁邊」，而不是第七日本身。

真正留在我心裡的，是這個模式本身——不是誰在什麼時候移動了什麼的理論，而是這個簡單的事實。如果一件事重要到足以被稱為一種宗教，我會期待它在這整件事所依據的那一天上，世世代代都認真對待。結果兩次都剛好差了一天，這在我看來，與其說是信念，更像是一種方便。發現這一點，不只是讓我的信仰出現裂痕，而是開始把信仰的根拔了出來。一旦開始拔，更多東西就跟著鬆動了：我後來發現，許多被歸於耶穌的話語，其實直接出自塔木德（Talmud，⁧תלמוד⁩）——這讓「相信他是神的親生兒子」這件事，建立在部分借來的材料之上，感覺不太像信仰，更像是一個被講錯了的故事。

我生病的次數多到病床上的無聊本身都成了一種老師。我記得自己在病床上學希伯來語，純粹是因為沒有別的事可做。我也記得，有一位以色列朋友寄給我一首歌——由歐梅爾·亞當（Omer Adam）演唱的《Modeh Ani（「我感謝」，⁧מודה אני⁩）》——那首歌傳進我耳裡的時刻，幾乎正好是我祖母離世的那一刻。Modeh Ani 是猶太人每天早晨睡醒後第一句要說的禱詞。我是在失去她的同時，學會了這句禱詞。

這件事打擊我的程度，遠超過它「理論上」應該有的程度。我同時生著病、感到恐懼、又在哀傷——而這份哀傷本身也很複雜：我祖母一生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，她人生中最大的喜悅之一，就是去耶路撒冷朝聖。她以前總會拿出帶回來的東西給我看，一邊講當年的故事。現在她走了，而我躺在病床上，問自己一個當時還說不出口的問題：我的耶路撒冷，究竟在哪裡？我的信仰，究竟是什麼？

後來我父母讓我開始喝中藥調理——味道很難喝，但確實有效。照理說我應該又要住院的那一次，我沒有住院。我當時在以色列，在我的畢業旅行途中，身體狀況比這幾年來都要好。

我去了西牆（Kotel，⁧כותל⁩）。站在那裡的時候，我感受到一種我這一生從未有過的感覺：我感覺自己回到家了。

這本該是說不通的。我在香港出生長大，而這裡是中東——乾燥、政治上令人疲憊，完全沒有家鄉那種一間餐廳接著一間餐廳的美食密度。我從來不曾在意過這個地區的政治。然而，站在這個充滿爭議、生活艱難的國家裡的一道牆前，我內心某個地方卻安定了下來。

當時我名義上還是天主教徒。我盡責地在教堂拍照，為了給家人看。但我心裡再也沒有想對我從小信奉的那位神禱告的衝動——完全沒有——而當我試著逼自己想要時，我就是做不到。這種「做不到」，比任何事情都更清楚地告訴我：我的靈魂早已做了一個決定，而我的意識還沒跟上。離開以色列的時候，這已經不再只是一種感覺，而是一個事實：我必須成為猶太人。沒有別的選擇。

我在西牆前哭了，拼命希望有某種方法能讓這件事成真。但我當時完全不知道那個方法是什麼。香港的猶太社群並不算公開——出於安全考量，也因為這是一個本來就不主動招募信徒的宗教。

回到香港後，光是要進入一間猶太會堂，就得通過安檢，並回答一些顯然是用來篩出外人的問題。而我真正找到的入口，竟是一位在火車上遇到的陌生人——一位來自基利亞特塞弗（Kiryat Sefer）的猶太人，在香港做數碼產品生意。他提到自己曾經去過一間現在已經不存在的哈雷迪（Haredi）會堂（shul）。我從來沒想過自己會走進一間哈雷迪會堂——對一個希望歸信的人來說，我當時覺得自己「還不夠格」，尤其考慮到我根本不知道有任何正式的歸信課程存在。

我和他聊了起來，後來又認識了他的朋友——一位很有音樂才華的年輕猶太男子，常常幫忙湊足那間小會堂、名叫「Shuva Israel」的祈禱法定人數。這間會堂真正的資產，是一位名叫哈納內爾（Hananel）的拉比，他讓整個社群凝聚在一起。這個社群接納我的耐心，遠超過我當時可能值得的程度——畢竟我就這樣毫無預警地出現了。過程並不總是輕鬆：在一間本來女性信眾就不多的會堂裡，一個單身女性的存在，確實讓一些人感到不自在，有時候連我自己也是。但哈納內爾拉比依然為我敞開了那道門，教我的那些東西，至今仍會在我完全沒有預期的時候浮現腦海——比如說，馬哈拉爾——那是他真正精通的學問。

後來他把我介紹給猶太會堂「Ohel Leah」——這是現代正統派的會堂，也是香港猶太社群的創始會堂——以及它的拉比，奧瑟拉比。一開始，他並不特別想接下另一個歸信案例：香港見過太多跨宗教通婚，也見過太多歸信後沒有繼續虔誠生活的人，讓人不禁要問「這有什麼意義」，這其實不無道理。他當時幾乎不認識我——我們只短暫見過一次面，心裡其實還沒有把握。但他足夠信任哈納內爾拉比的話，還是為我安排了一場會面——與芝加哥的拉比法庭（Beit Din，⁧בית דין⁩），也就是 cRc，芝加哥拉比委員會，在正統派的世界裡，這幾乎是歸信審核最受敬重的權威機構之一。

在那第一次會面中，有人問了我一個貫穿書面妥拉、口傳妥拉與律法三者的細緻問題——那種只有真正跟這三者都較量過，答案才連得起來的問題。我的回答幾乎完全來自艱苦的自學，背後沒有任何正式課程，而在旁聆聽的奧瑟拉比，竟脫口說出一句「wow」。拉比法庭並沒有就此停下——他們又拋出一個更細緻、更難的問題，那種通常不會在候選人第一次面談時就出現的問題，顯然是在測試我的知識到底能撐到哪裡。

我當時並不是在尋求誰的肯定。但在經歷了好幾個月，幾乎被另一位拉比看不起之後——那位拉比最終提出了一些根本與宗教無關的條件，要求以勞力作為人情回報，還要求某種社交上的獨佔性，才願意開始一段歸信——那場會面帶來的，是一種我完全沒有預期到的釋懷感。事後看來，拒絕任何聞起來完全不對的東西，其實不會讓你失去什麼，只要繼續做對的事，盡力而為，並且相信神會派祂公義的使者來幫助你。

學得越多，背負的重量不是變輕，而是變重。我仍然和父母同住——在香港，這是結婚前的常態，除非工作性質特殊或經濟條件允許另住。而我們家的公寓小到根本沒辦法悄悄地守潔食規範。對自己的父母說「我不能再吃你們做的東西了」，第一次說出口時，絕對說得不漂亮。我慢慢學會——一開始學得很不好——如何在那些我愛、也同樣深愛著我的人面前守住自己的界線——他們只是還不理解而已；接著，又要學會如何對那些手裡握有權力、卻沒有義務在乎我的人，做同樣的事，比如我的上司。

當時我的上司是天主教徒，我以前還會跟他一起上教堂。他在安息日和節期的事情上給我出了不少難題——不是刻意刁難，而是很直接地問我，到底要怎麼做才不會讓事務所付出代價。這逼著我必須真正弄清楚自己的底線在哪裡，而不是等事到臨頭才現場摸索。我後來不再跟同事一起外食，改成吃水果、喝茶。事實證明，被逼到牆角，正是學會自己解決問題、而不是等別人替你解決的方式——而在我這樣優渥環境中長大的人身上，這恰恰是一項我以前從來不需要的技能。

早晨，對我來說是另一種謙卑的功課。我翻開祈禱書（siddur，⁧סדור⁩），看著幾乎讀不出聲音的希伯來文——一個字一個字地拼出「Baruch Atah Hashem」——而當我終於唸完早晨的祝禱時，周圍的人早就已經唸完、進入下一個環節了。我記得自己為此哭過，是真的覺得被打倒了，因為每個人都是從小就跟這個語言一起長大，而我卻是從零開始。

讓我撐過那段時間的，是哈納內爾拉比曾經說過的一句話，一直留在我心裡：他說他很羨慕我們——皈依者和回轉者——因為從零開始學希伯來語，會逼著你真正去看清每一個字。而一個生在其中的人，他說，祈禱時只是憑本能進行，甚至不會再注意到那些字詞的存在。我們沒有那種「與生俱來」的方便，但也因此沒有那種視而不見的盲點——我們擁有的，是一種更辛苦掙得、也更個人的、對每一個字的掌握，這種掌握一旦屬於你，就永遠屬於你。它可能會在你熟悉之後，退到意識的背景裡；但它永遠都在那裡，等你隨時回去找它，一輩子都是。

於是我全力投入。Guy Sharett 主持的 Podcast 節目《Streetwise Hebrew》，我反覆聽。在巴士上、渡輪上、午餐時間，不停地做筆記。學唱歌。還有在會堂裡真正和以色列人對話——這件事在很長一段時間裡，讓我暗自感到沮喪，因為我幾乎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麼——直到歸信快要完成的時候，我終於能聽懂了一些：簡單的閒聊、自我介紹、問對方今天過得怎樣。只要不是在學妥拉，我就在學希伯來語；只要不是在學希伯來語，我就在學妥拉——全都擠在一份要求很高、但幸好不是併購案（M&A）那種強度的企業工作之間。

到最後，我的社群真正把我接納進來了——和哈納內爾拉比一家人一起過安息日，這種溫情，我覺得大部分人根本不知道一個歸信者有多麼需要它。很多人會對你說「真不簡單」，卻從來不會真的在自己的餐桌上為你留一個位置——而這兩者之間的差別，其實意義重大。有一個古老的故事，講的是提幔拿，她想要歸信，卻被亞伯拉罕和撒拉拒絕——而故事說，正是這種疏離感，把她推向了她自以為還能留在猶太教邊緣的某條路，而這條路最終造就了亞瑪力。這就是拒絕會造成的後果。相反地，善意能帶來的影響，遠比我們想像的更深遠。

我在芝加哥待了一週，完成了整個歸信過程——而我差點找不到地方住：拉比法庭附近的社區，根本不是為外來訪客準備的。後來是 Shabbat.org 幫我找到了加芬克爾一家，他們自己家裡沒有空房，卻幫我在鄰居邁爾斯家找到了住處——陌生人收留陌生人，完全沒有多問。我是在 cRc 完成了整個歸信程序，而他們處理整件事的細心與專業，是我後來才學會不該視為理所當然的事——不是每個拉比法庭，都能這麼謹慎地對待手中的這種權力。我覺得自己很幸運，能由世界上一些最好的人，陪我走完這一段路。

回到香港後，我完成了實習合約，空閒的那幾個月裡，我教孩子們學妥拉，也在 Ohel Leah 會堂帶導覽團。有一次，導覽團竟然來了一群基督徒傳教士——而帶隊的人，難以置信地，正是我以前見過一次的那位女士，當時她正在向不信教的以色列人發放禮物作為外展活動的一部分。那時她還不知道我是猶太人。這次她認出我了，顯然大為震驚。

在聖櫃（Aron Kodesh，⁧ארון קודש⁩）前，當我指出一些已經退役、不再合格使用的妥拉經卷時，她開始說起一段話，聽起來像是客觀觀察，實際上卻接近惡言——說我們很守舊，只會讀經卷，從不在會堂以外的地方學習。我當場就反駁了她：我在巴士上學習；人們在家裡跟孩子一起學習；有正職工作的人也會抽時間在辦公室學習。她說的完全不是事實。她還引用了《Yeshayahu》（以賽亞書）接近結尾處的一段經文，講的是獅子與羊，她把這段解讀成耶穌與猶太人之間的對立，而事實上，那段經文講的是神與以色列之間的關係。

她用廣東話，站在別人的敬拜場所裡，說出這一切——而事情就這麼湊巧，我可能是那整團裡唯一一個，每一句話都聽得懂的人，因為這個社群裡大多數人根本不會說廣東話。也就是說，她剛剛在別人的會堂裡，當著主人的面，說了關於他們的不實之言，還自信滿滿地以為沒人會知道。不過說到底：會堂其實並不是猶太生活真正的中心。從來都不是。家，才是中心。

就在那次導覽之後，我得去香港高等法院申請特例——這座城市所有律師的授證典禮都辦在安息日，而我的典禮需要改期。我走進去，做好了要從頭解釋一切的心理準備。那位書記官抬起頭，問我是不是那個帶會堂導覽的人。她說，她當時就在那個導覽團裡，這件事在她心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她甚至說了類似「這種事你編都編不出來」的話。結果，我原本準備好的那場硬仗完全沒有發生——她直接幫我把整個特例申請都辦妥了，我拿到了律師證書，日期還剛好不是安息日——順利到近乎荒謬，順利到讓人起疑。

成為律師後的第三天，我就離開香港，前往以色列的一所女子妥拉學院——由一位我一輩子都會感激的匿名人士資助。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時光之一——那裡的氣氛確實算得上中間路線，即便是在一個涵蓋了真正多元光譜的正統派世界裡：老師們邀請我們一起過安息日，任何問題都願意回答，也從來不曾試圖把誰變成哈西德式的樣子，或強行推銷某一種特定的風格。在那裡，你可以選擇自己的宗教觀，沒有人會替你做這個決定。

接著，就是移民以色列。在耶路撒冷，我一開始從語言學校的 bet 班開始上課，沒幾週就發現太基礎了，於是跳到 gimmel 班，最後在 dalet 班畢業。同一段時間，我也在偷偷學法語，心裡半認真地希望自己最後能嫁給一個法國人——我喜歡法國文化的程度勝過美國文化，而身邊幾乎所有被介紹給我認識的對象都是美國人，所以我想試著扭轉一下機率。

結果沒成功。我嫁的是一位在以色列出生長大、說流利希伯來語和英語的以色列人——而我們走到一起的過程中，有著荒謬到可笑的大量誤解，那種只有在你真正走過之後，才會覺得好笑的誤解。我相信，一切都是命中注定；神會出於祂自己的理由，在特定的時間，把特定的人放進你的人生路上，而這一切最終都會成就某種你當下未必看得見的好事。他是摩洛哥人，我是中國人。我們因為文化差異碰撞過無數次，也因此學到了遠超我們預期的東西——關於如何真正經營一段關係，是妥拉意義上的經營，而不只是憑我們自己的本能。

回頭看，這條路上的幾乎每一個階段，都有人對我說了「好」：留意到善意的母親、有問必答的老師、在芝加哥收留一個陌生人的陌生人、記得我的書記官、不求我道謝就資助我到以色列求學的人。這些大多不是我賺來的。我只是被邀請去持續發問、持續學習、持續前行，而每當我這樣做，就有另一道門打開。

歸信不是一個決定，而是成千上萬個小決定。就我的經驗，最重要的步驟都很小：學會一個祝福、找到一位老師、答應一次安息日的邀請、問一個誠實的問題。如果這個故事中有什麼觸動了你，這個星期就踏出其中一步。你不需要先把一切都想清楚。

我希望這個故事，對你來說有些意義——最好是能啟發你，但至少，希望它能讓你思考，就像我當年日日夜夜認真思考過的那樣——在決定歸信的每一個階段，也在後來每一年，努力補上我從小沒能擁有的那一整輩子猶太知識。而對於我從小擁有的其他一切，我是真心感激的。我始終認為，皈依者和回轉者，正是為了這件事而生的：把妥拉帶進一個徹頭徹尾物質化、複雜的世界，而不迴避其中任何一面。這不是「來得比較晚」的一種安慰獎。這就是我們的任務。

如果你想聽另一位歸信者的完整故事，請問一位朋友，並給他時間。那是一場很長的對話，被一個真心想認識他的人問起，是一份禮物。如果你想和其他人一起學習，請加入 Takash 的 WhatsApp 群組（連結在首頁），並找 Chaya Kong。歡迎你。